根据亚太经济交流论坛发布的2022年中国城市百强榜,中国的600多个城市中,一线个,二线个,三线个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一线城市的队伍也会进一步扩容。毫无例外,站在中国一线队列,这些城市也将会把发展目标锚向全球城市,以打造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。

然而,即便一线城市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巨大的国际交易量,若没有足够的定价权和影响力,也很难成为全球城市。

比如,阿姆斯特丹是北欧的金融中心,芝加哥、法兰克福是物流信息中心,罗马、柏林是历史文化中心,但它们均因触角太单一,缺乏与世界足够的联系,而与全球城市的称号失之交臂。

从城市发展历史来看,世界经济的重心在哪里,哪里就会诞生全球城市,即在世界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事务中发生全球性作用和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。

在西方眼中,伦敦、纽约、巴黎、东京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象征,自是“全球城市”黄袍加身。尤其是伦敦,在殖民统治时期一度成为全球资源最重要的交换、传播和控制中心,即便当下话语权下降,也依然凭借地缘和金融优势、制度话语权,处于世界城市和金融网络的核心位置。

只不过,相比伦敦作为发源地,靠航运贸易自然集聚金融,纽约作为新兴地,20世纪70年代构建全球城市时正值制造业衰退、经济危机,因而它选择了向国际金融和高端服务业倾斜的策略。

如果说纽约与伦敦同属资本吸收型,以金融、制度等虚拟经济见长,那么巴黎和东京更多靠实体产业集聚(资本供给型)。

前者仗着宫廷贵族的专供,以法国制造的“工匠精神+博览会”的思想碰撞,以高精尖引领时尚潮流跻身于全球城市;

后者则在日本制造的精益求精中集聚大量制造业、生产型服务业和跨国公司总部,进而引领京滨工业带的崛起,也让东京在世界产业中心领域脱颖而出。

世界城市布局从欧洲到北美,如今向亚太地区倾斜,亦让新加坡、香港凭借地缘优势横空出世。

两者同为自由港,以低税收、自由市场及优质的金融服务、完善的法律体制、良好的营商环境引得各路资本、人才等前赴后继。

只不过,相较于新加坡仰仗马六甲海峡成为世界最大转运中心,香港背靠大陆,长期充当中国与世界的“超级联系人”。

因而不止于香港名列前茅,北上广深在全球城市榜单上的暴力拉升,即是中国走向世界、融入世界的明证。

显然,不管是新加坡、香港的地理位置,还是伦敦、纽约的金融网络,抑或是巴黎、东京的产业中心,这六大城市因不同资源禀赋、国际分工、文化差异,表现出不同个性,但作为全球城市,它们与世界的联系举足轻重。

参照工业经济的标准看,全球城市的两个核心就是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。

控制力不单是对全球战略性资源和产业的定价能力,更体现在占领“铁公机”和港口等特定地缘、战略性通道,进而获取使用、收益和再分配的权力。

如果说控制力是“硬实力”,那么影响力就是“软实力”,既有文化、舆论之力,又含组织、制度的能量,还表现为创新和治理的贡献,更在于城市的国际交往力,包括吸引力、辐射力等。

就当下而言,信息文明已全面改造工业经济,曾经所谓的要素集聚已非单纯建造摩天大楼、大搞CBD与形成总部经济,反而更在于资源要素的流动性和资本的周转速度。

东京就注意到,单纯的金融中心已不能匹配未来的全球城市,为此,《东京2020年发展计划》就要求在东京周边建设10个创新中心。

纽约、伦敦等无不从拥有全球经济资源转向激活金融、科创、文化等各要素,争夺流量枢纽,展开足够多的触角与世界充分联系,进而让资源在流动中优化配置,辐射引领世界。

以此观之,城市实力与资产家底固然重要,但开放、创新、融入世界、影响世界,进而改变世界,无疑更重要。

作为全球城市,必然也是超级枢纽城市,这在《世界十大城市中国占近1/3!城市凭什么成为超级枢纽?城市发展》一文中已详细讨论。

超级枢纽就像一个能呼吸、会成长的生命体,道路、产业等网络皆为血管,人流、物流、信息流等都在输送养料。

只不过,相较于寿命有限的生命体,城市却能在加速代谢中持续发展。正如物理学家杰弗里韦斯特所言:一座城市的经济产出、繁荣、创意和文化都根植于其居民、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多重反馈机制的非线性特质。

城市的产出与城市规模就呈现超线性增长,即城市人口越多,基础设施利用率越高,比如人口翻番可能只需要增加85%的加油站就能满足需求。

进一步看,城市的人口总数与其他变量间存在1.15次幂的关系(杰弗里韦斯特《规模》)。

随着城市规模扩大,城市总财富增长,人均财富的增长又吸引年轻人集聚奋斗,加速大城市的新陈代谢。由于城市代谢与其生长方程是幂律关系,所以越是超级枢纽,城市代谢越快。

但通常情况下城市的维护成本与城市规模是线性关系,一旦达到临界,能量供应不足,就容易崩溃。

但这却挡不住伦敦等全球城市继续狂奔,奥秘就在于科创每次都创造新生产力,重塑城市的运转规则,使城市跃到更高轨道运转。

互联网的普及用了20年,移动互联网则只用了5年,今天AI、物联网正以更快的速度侵入城市每个角落,这些都让城市挣脱自然增长,晋级几何级数增长。

尤其是超级枢纽将在聚变与裂变、发散与收敛、联通与融合中进入指数级增长,并产生一种超强磁场,既能捕获各种资源,又能高效优化配置,还能对内创新繁殖,更能对外辐射引领,牵引周边围绕其同步运转,全球都能“若比邻”般“共振”。

由此,全球城市的竞争已非简单地争夺资源,而是以超级枢纽打造“朋友圈”,就看谁的磁场更强大。

这让经济地理逻辑正超越行政区划,城市群内边缘区有条件转化为相邻城市产业连绵带的新中心,犹如细胞裂变般地生长出新的超大城市。

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,各地通常是先发展产业再招商引资,吸引人口集聚后配套完善公共服务设施,那么到了后工业及服务体验时代,城市竞争赛道切换到了创新和质量,发展顺序从原来的“人跟着生意走”转向“生意跟着人走”,倒逼城市先做好环境,吸引人才、机构,才能衍生出创新成果和产业转化。

而且一般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,城市发展的核心就从经济发展转向了人的发展。作为世界城市网络金字塔的塔尖,全球城市自然将从经营城市的外在,转向回归其内核本质,即经营人的欲望。

放到中国看,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国家,中国如今走向更高品质的城市群、都市圈发展,伴随各大城市重新寻找个性化定位,中国的全球城市将梯度化、雁阵式崛起。

只不过,当下中国的城市能否上榜全球城市,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自身与国内及亚太城市的强关联性,未来,这些城市需要从中心意识转到枢纽意识(即从单向通道到多维双向通道,从固定线性思维到流动非线性思维),强化与世界的联系,并让世界为中国而改变,才能真正名副其实。

以此观之,作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龙头,未来上海若以超级枢纽的面貌直追“纽伦港”(纽约、伦敦、香港),所谓卓越的全球城市也就将在水到渠成中指日可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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